請想象一下，你正站在舞臺中央，燈光對準了你。臺下的觀眾都是些熟人，其中有你的兒子，有你的學生——她曾經是你的情人，有你好友的遺孀——你的另一個情人——和她的女兒。你不能動，不能說話。但你知道，觀眾們的視線都落在了你的身上。想象一下這種感覺，你覺得他們是怎么看你的？

　　以上的場景，是川端康成的《千只鶴》開篇描述的一場茶會。不過在這篇小說里，觀眾看著的并非當事人，而是一只茶碗——那是主人公三谷菊治父親的遺物之一。

　　這篇小說的故事并不復雜，用一句話概括，講述的是菊治和四個女人的感情糾葛。這樣的作品基調本是難登大雅之堂的，但1968年，作者因為本篇和《雪國》《古都》三部作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評委對其的評價卻是 “由于他高超的敘事性作品以非凡的敏銳表現了日本人精神特質”。可以這樣說，西方文學界在川端那里發現了日本。

　　文學特征：彌散各處的象征物

　　那么讓我們的視線先回到那場關系復雜的茶會：這場為悼念三谷先生舉辦的活動的參與者除了菊治和他母親，還有三谷先生的兩位情人，茶道師傅近子，太田夫人，以及太田夫人的女兒文子。實際上茶碗并不僅僅是三谷先生的遺物，還是太田先生的遺物——是太田夫人將茶碗賣給了三谷。茶會上，茶碗正被會場中心對此毫不知情的雪子小姐使用著。

　　茶會的這個場景，奠定了整本小說的文學特征和情感基調。先說文學特征，在《千只鶴》中，物品不能單獨被視作物品，而是一定會沾上它曾經持有者。所以，三谷家的茶室中有著“父親的味道”，而只有雪子的到來能讓這種“味道”暫時消散；書名中提到的“千只鶴”，是雪子來參加茶會那天帶著的包袱布的花飾，在作品中象征著菊治心中向往，卻又無法碰觸的希望。

　　正因為如此，在《千只鶴》中作者寫物也不僅是為了寫物，而是寫上一輩人對后年輕一代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在小說中后期菊治與文子的交談之中達到了頂峰。在這段情節里，兩個人借由文子父親的遺物——志野陶茶碗開始審視他們的關系。

　　文子嫌棄志野陶碗上那若有若無的一抹殷紅，她執拗地認為那是母親留下的口紅痕跡，并決心毀掉它。這時候茶碗又起到了象征的作用：“比這更好的志野陶多著呢”“如果您一邊用它，一邊又想著別的上乘的志野陶，那我就太難過了。”這無疑不是在說陶器，而是在說陶器身上寄宿的文子的自我。

　　情感基調：年輕一代極力掙脫父輩的枷鎖

　　菊治身邊的女性幾乎都跟三谷先生有關。

　　茶道師傅近子在被三谷先生拋棄后，她以近乎傭人的身份侵入三谷家。如今，她極力促成菊治和雪子的婚事，試圖取代菊治母親的角色。因為讀到了她的這層企圖，菊治連同無辜的雪子也一并有些排斥。

　　太田夫人，因為性格過于柔弱和依從，無法從三谷先生的死中走出來，轉而在菊治身上尋找他父親的影子。被菊治責問，被女兒瞧不起，最終草草了結了自己的生命。

　　文子無疑是故事中最清醒的人。三谷先生從她這里搶走了母親，而她母親又何嘗不是從菊治那里搶走了父親。她對菊治的情感，始于對處境相似的另一個孩子的同情和好奇。于是盡管彼此吸引，但她很清楚這段感情不會迎來好的結果——他們二人都背負了太多來自上一輩的東西。

　　至于雪子，盡管書名中的“千只鶴”指代的正是雪子，但其實她在故事中的比重并不大，甚至可以這樣說，雪子是超然于故事之外的。她更多地具有一種象征意義。

　　所以，菊治該怎么做，似乎一目了然。但當真正重要的抉擇擺在眼前，又有多少人能毫不猶豫地作出決定呢？《千只鶴》給我們留了一個開放式的結尾。幾年后，川端康成用《波千鳥》續寫了這個故事。不過，在我看來《千只鶴》的閱讀體驗本身就是完整的。在懸而未決的情況下戛然而止，也有一種攝人心魄的力量。

　　時代的局限：女性的主體性缺失

　　雖然我很喜歡《千只鶴》，但我們必須注意到的是這部發表于1952年的小說，以今天的眼光看來有著一些顯著的不足。其中比較明顯的就是女性角色主體性的缺失，太田夫人、栗本近子自不必提，看似很有主見的文子在思考自己和主人公的關系時，也明顯地將自己擺在了被選擇、評判、比較的位置，而作為“希望”象征的雪子更是面目模糊——某種意義上講她被道具化了。所以，盡管作者寫了三谷菊治和四個女人，實際上女性只是點綴和催化劑，《千只鶴》是僅屬于主人公一個人的故事。

　　另外一個值得畫問號的地方是：西方文學界從《千只鶴》中，到底看到了怎樣的日本？這個日本和1952年的日本，乃至今天的日本有任何關聯嗎？我認為，即使有關聯，也是非常間接的。《千只鶴》中表現的更像是一個西方人能夠讀懂的日本，或者更進一步說是一個基于精神分析可以理解的日本——三谷菊治擺脫父親的女人們的過程，無異于一種精神上的弒父。而事實上，三谷菊治與俄狄浦斯之間微妙的精神層面的共鳴很有可能只是一個巧合。

　　（作者：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郭翀）